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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1)土改政策问题

《历史的云雾》全集

作者: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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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AB团”事件的历史考察

距今69年前,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恐怖浪潮席卷中共领导的江西苏区。在一轮名曰“肃AB团”的大清洗中,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干此事的并非中共的死敌——蒋介石和国民党,而是根据地的中共党组织和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这段史实以后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升被完全改写。直至80-90年代,在撇开毛的个人责任的前提下,当年这场事件的大致轮廓才初步显现,但仍有许多晦暗不明之处。本文所要研究的是:毛泽东为何要在红军和根据地内发起“打AB团”?毛为大清洗寻找的依据是什么?大恐怖与建立新社会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毛在掌握中共实权后不再采用“打AB团”的方式解决党内矛盾?

事件的起因:以暴力维护领导权威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革命运动中声誉鹊起始于1927年国共分裂后。他最先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从此成为中共武装革命的著名领导人。在这之前,毛虽是中共建党元老之一,但是在1921-27年,党的声光全被陈独秀等所占,尽管毛被公认为农运专家,然而还是属于年轻一辈,对党的决策不起任何主导作用。

国共分家,中共潜入地下,革命的中心地带逐渐从城市转向农村,党的斗争形式、组织构成和党的性格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中共已从合法政党转变为秘密政党,列宁主义党的民主集中制已完全制度化,中共中央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司令部的权威也基本确立,由此中共开始了军事共产革命阶段。

进入军事共产革命阶段的主要标志在于1927年后,中共破天荒地有了自己控制的地盘——红色区域,从此中共可以在这些地域公开推行自己改造中国的革命政纲。这是中共自成立以来从未遭遇过的新情况,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崭露头角、声名大振,使党的声光逐渐聚于其身。

毛泽东无疑为中共革命立下了最大的功勋,他在江西农村的努力及其实践为中共开辟了一条新路。但是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毛只是党领导下的武装同志,必须接受来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毛不仅不是党的名正言顺的领袖,甚至在江西苏区,毛的个人权威也还未彻底巩固。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是靠熟悉农村和农民情况、善于领导军事斗争起家的,然而中国现代革命战争与历代农民战争有一个重大区别,即反抗国民党的武装革命是受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党为武装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义理系统,并拥有对这套义理系统的充分解释权。党还为武装革命提供组织框架和干部来源,党不仅有建立革命武装的发号施令权,也有任命干部、调动干部的组织指挥权。尽管毛在创建红军、开辟红色根据地方面功劳盖世,但他仍受到党的制约。

1927-29年,毛泽东在江西辛勤开拓,对受制于上海中央虽多有不满,但基本上对中央持顺从的态度。毛在理论方面虽不时有越轨之举,但其言论大致均在中共中央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毛在组织关系上,也未有明显的越权行为。毛经常向上级党委和中共中央书面汇报根据地的斗争情况。

中共中央是以颇为欣赏的态度看待毛泽东在江西创造的这番事业的。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在毛未出席的情况下,将毛选入中央委员会。总的来说,上海中央对毛的活动,包括毛在江西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乐观其成的,尤其在1929年发生的朱德与毛泽东的争论中,中央表态明确支持毛,促成了毛在江西苏区领导地位的确立。

1929年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已经初步形成。促成毛领导权威形成的两个最重要条件都已具备:一、中共中央对毛的明确支持为毛的权威提供了法理基础;二、毛的事功突出,在他的领导下,根据地地盘扩大,人口增加。一度与毛意见相左的朱德,因军事失利,威望有所损失,毛的军事成功则为毛的权威提供了事实基础。作为毛领导权威的具体体现,1930年,毛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在统一的苏区党领导机构尚未建立的形势下,毛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为江西苏区最高领导机构。在战争环境下,军队是维系苏区存在的最重要的柱石,军-党-苏维埃政权,已实现高度的一体化,毛于是成为江西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上海中央的指示只有通过毛才得以在苏区贯彻。毛所具有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其获得了很大自由——毛从此拥有对中央指示的灵活解释权,毛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意见与中央的意见合而为一,以中央的名义强制推行。然而毛毕竟不是中共中央,在苏区内部仍有部分红军和党组织援引中共中央来消极对抗毛的新权威。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中共武装革命的草创年代,一时豪雄四起,在反抗国民党的大目标下,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被暂时掩盖。但根据地内,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矛盾、留苏干部与国内干部的矛盾、知识份子干部与农民出身的干部的矛盾仍然存在,使之可以凝聚的唯一力量来自于中共中央的权威,包括中央提供的意识形态义理系统的理论权威。只是此时的中共中央远离乡村,城市中央对根据地的领导必须通过毛泽东来体现,因此,毛个人的识见、智慧、人格因素和作风态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毛是江西苏区所有武装同志中最具政治眼光、意志最为刚强的,且最善用兵打仗,但其人作风专断,使许多军中同志对其“敬而畏之”。在1929年的朱、毛纷争中,朱德因其为人宽厚、作风民主,得到红四军(红一方面军前身)多数干部的同情和支持。1929年7月陈毅赴上海汇报请示中央对朱、毛纷争的意见,中共中央明确表态支持毛。陈毅返赣后,亲自请毛出山,朱德、陈毅为忠诚的共产党员,一切服从中央,重新理顺了与毛的关系,使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是,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却因各种原因而尖锐化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毛泽东“打AB团”的大清洗。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不管这种反对力量是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

毛泽东用流血的超常规手段解决党内纷争,究竟要达到甚么目标?一言以蔽之:毛要做江西苏区的列宁。由于此时毛尚未成为中国党的列宁,不具号令全党的法理权威,他才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党内的反侧。

镇压“反革命”,何愧之有?

将大规模的恐怖施之于党内和军内,与党道德和党伦理存在巨大冲突。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自有办法。他声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党和红军已被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所控制,为了挽救革命,必须对之进行彻底改造。这样,毛的镇压就有了思想的旗帜。

李文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赣西南党与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与毛泽东及红四军的关系一度十分密切。但是到了1930年初,经历多次组合的江西地方红军和赣西南党团机构在若干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意见分歧,和毛泽东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赣西南方面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1)土改政策问题。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

(2)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1929年11月底,毛泽东提出合并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毛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才能生效。1930年1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但是却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

为了解决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党团机构的矛盾,毛泽东于1930年2月6-9日,在赣西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和赣西南方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江汉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身份参加会议,刘士奇等作为助手配合毛泽东组织了这次会议。

在“二·七”会议上,两个月前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对红四军领导权的毛泽东,在刘士奇、曾山的帮助下,发动了一场对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为日后掀起“肃AB团”运动埋下了火种。

毛泽东等列举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重政治错误”主要有两项:

(1)毛等批评赣西南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指出“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

(2)毛等指责江汉波等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这里所提到的“党的领袖”,是指毛泽东派任赣西特委书记的刘士奇。

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离出主力部队,转任地方工作。

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

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

“打倒机会主义领导”在此前还是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这个1927年“八·七会议”前后始出现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变陈独秀的路线并中止其在中央的领导职务。在这之后,中共虽已愈益强调思想统一,但党内还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时期民主传统的痕迹。依那时的党道德和党伦理,不同意见仍可在党内争论,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则拥有最终裁判权,未闻有将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予以肉体消灭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却将“打倒机会主义领导”与肉体消灭结合起来。

将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转变成一个对敌斗争的概念,这中间需要过渡和转换,毛泽东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这个中介环节。他宣布: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分子,从而将对敌斗争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斗争的概念“打倒机会主义领导”顺利地衔接起来,一举获得了镇压的正当性,所谓镇压有据,消灭有理。1930年春,在苏区内已流传国民党“AB团”进行渗透破坏、其组织已被陆续破获的消息,根据地的对敌警惕气氛空前高涨,在这样的形势下,毛完全可以用“镇压反革命”来要求红军和根据地的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全力支持和服从镇压“AB团”的政策。

1930年“二·七”会议后,革命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已逐渐形成。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第一号通告》的精神,率先发动“肃AB团”的宣传攻势。6月25日,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命令各级组织:

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分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工农群众只有阶级之分,不要顾及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他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

《大纲》同时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份子以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这份《大纲》虽然提到杀人要有证据,严禁误杀,但是恐怖大门一经打开,事态很快就失去控制。

1930年7、8月间,“肃AB团”迅速从基层清洗转移到上级机关。8月,李文林出任根据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在“打AB团”的积极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输于前任特委书记刘士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9月24日印发的《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文件中宣布:“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的赣西南政府的AB团份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了。”

这份《紧急通告》还详细规定了“肃AB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人犯的基本原则:“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

一经发现“AB团”分子,下一步就是枪毙。《紧急通告》要求:

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

赣西南特委厉行“肃AB团”,到了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二·七”会议要求把“党内代表富农份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消灭了一千多“AB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1/4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

在赣西南特委大张旗鼓“肃AB团”时,毛因忙于主持军中事务,并没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团”。进入10月后,毛的态度发生转变。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县城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对赣西南党的状况的看法及准备采取的措施。毛在这封信中继续发展了他在“二·七”会议期间对赣西南党团机构的基本观点,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毛申明,为“挽救这一危机”,决定进行一场以“打AB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

毛泽东真的相信有如此多的“AB团”吗?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年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断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毛习惯对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诸如国民党向共产党区域派遣破坏特务、国民党利用“自首政策”胁迫中共人员充当特务等问题上,毛看得尤其严重。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级领导人当中未有超过毛泽东者。在另一方面,连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团”,毛就更没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团”。

然而毛泽东又绝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十分清楚,苏区不可能有如此多的“AB团”,既然恐怖闸门已开,正可顺势引导